近期，“深圳市人民政府聯合人民銀行開展了數字人民幣紅包試點”被廣泛熱議。那么究竟何為數字人民幣？為何推出？是否會取代紙鈔？是否對微信、支付寶造成影響？主要落地應用哪些場景？

　　10月25日，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聯合各組委會成員機構召開的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上，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所長穆長春就數字人民幣進行了全面回應和解讀。

　　數字人民幣和紙鈔、硬幣等價

　　何為數字人民幣呢？從本質上講，穆長春稱，“數字人民幣是數字形式的法定貨幣，和紙鈔和硬幣等價，換句話說，數字人民幣主要定位于M0，也就是流通中的現鈔和硬幣。”這就意味著，數字人民幣并不是一種新的貨幣，實質上是數字形式的法定貨幣，也就是人民幣的數字化形態。

　　對于此前網傳的“深圳二手房交易中，有的交易人被迫收數字人民幣，還不讓兌換黃金，也不讓兌換外幣”這一消息，穆長春表示，當前數字人民幣并沒有試點二手房交易場景，只是在羅湖區發放數字人民幣紅包來促進消費。另外，數字人民幣和紙鈔、硬幣是等價的，紙鈔能買的東西，數字人民幣也能買，紙鈔能兌換的外幣，數字人民幣也能兌換。

　　數字人民幣和紙鈔長期并存

　　數字人民幣發行后，紙鈔還會存在嗎？對此，穆長春稱：“只要老百姓(行情603883,診股)有使用紙鈔的需求，人民銀行就不會停止紙鈔的供應。我個人覺得，在可預見的將來，數字人民幣和紙鈔將長期并存。”

　　和紙鈔相同，作為公共產品，數字貨幣具有兩重含義，一方面，數字人民幣不計付利息；另一方面，數字人民幣具有非盈利性。因此，央行建立免費的數字人民幣價值轉移體系和金融基礎設施，并不向發行層收取流通費用，商業銀行也不向客戶收取數字人民幣兌出和兌回的服務費。

　　穆長春說：“為了調動各參與方的積極性，可持續經營，應該參考現行的現鈔的安排，劃撥一定的費用，建立相應的合理有效的激勵機制。”

　　盡管央行不收取發行層的費用，商業銀行也不收取客戶的兌出兌回費用，但對于運營機構和服務機構與商戶之間的費用，這一問題又要如何解決？費用收還是不收？要收的話收多少？“這個問題要通過市場化機制，由雙方以市場化的方式來決定。”穆長春說。

　　另外，央行數字人民幣的M0定位還有一層含義，即商業銀行提供兌換數字人民幣的職能。按照現行法律制度的要求，只能由商業銀行向公眾提供兌換數字人民幣的服務。但需注意的是，這里強調的是兌換服務，流通的服務則可以由第三方支付機構和其他商業銀行來承擔。

　　數字人民幣和微信、支付寶并不處于同一維度

　　數字人民幣和微信、支付寶之間的關系如何？兩者又有什么樣的區別？

　　在穆長春看來，微信和支付寶是金融基礎設施，是錢包，而數字人民幣是支付工具，是錢包的內容。電子支付場景下，微信和支付寶的這個錢包里裝的是商業銀行存款貨幣，數字人民幣發行后，大家仍然可以用微信、支付寶進行支付，只不過錢包里裝的內容增加了央行數字人民幣。同時，騰訊、螞蟻各自的商業銀行也屬于運營機構，和數字人民幣并不存在競爭關系。

　　穆長春還稱，在整個數字人民幣生態建設過程中，一定要保持公平競爭，確保由市場來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充分調動市場各方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數字人民幣的發行和流通，涉及到社會的各方各面，從來不是人民銀行一家的事，也不是某一個機構能夠憑一己之力能夠完成的事，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堅持央行中心化管理

　　考慮到數字人民幣M0的定位，穆長春強調，數字人民幣應該堅持央行中心化監管，這將有利于抵御加密資產和全球性穩定幣的侵蝕，防止貨幣發行權旁落等。“中心化管理的體制下，人民銀行可以防范和打擊洗錢、恐怖主義融資等違法犯罪行為，有效地維護金融穩定。”他說。

　　“我們已經發現市場上出現了假冒的數字人民幣錢包，所以和紙鈔時代一樣，人民銀行依然面臨著防偽和防假的問題。”穆長春提到，在紙鈔時代，防偽和防假成本高，而在數字人民幣時代，要降低防偽的成本就需要統籌建設數字人民幣的錢包生態，以便于老百姓識別；另外一方面也要由運營機構開發自己的特色功能，提供更豐富的支付和金融產品。

　　穆長春還稱，在堅持央行中心化管理的過程中，還要做到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統籌管理數字人民幣發行額度，保證100%的準備，杜絕超發；二是要制定統一的業務標準、技術規范、安全標準和應用標準，實現指定運營機構之間的互聯互通，避免支付壁壘；三是要統籌管理數字人民幣的信息；四是要統籌建設數字人民幣的發行基礎設施，實現跨運營機構的互聯互通，保證不會出現支付壁壘。

　　指定商業銀行兌換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市場已出現假錢包，后續和傳統紙鈔一樣，數字人民幣也要重視防偽工作。穆長春進一步稱，為統籌管理數字人民幣錢包，統一數字人民幣認知體系，有效降低防偽成本，將按照雙層運營原則，采用共建、共享方式，由央行和指定運營機構共同開發錢包生態平臺。

　　針對運營機構的選擇標準，穆長春也進一步解釋道，在這一過程中，央行將選擇在資本、技術等方面實力雄厚的商業銀行作為指定機構，牽頭提供數字人民幣的兌換服務，這類商業銀行因有成熟的基礎設施，完善的體系和充足的人才儲備，由其提供兌換服務可以充分利用市場的力量，實現優勝劣汰。

　　無論是從保護貨幣主權和法幣地位來看，還是從識別打擊洗錢、逃漏稅和其他犯罪行為來說，數字人民幣的推出都可謂是正當其時。

　　正如穆長春會上所稱，“近幾年，比特幣和Libra等全球性穩定幣也在試圖發揮貨幣的職能，這些加密資產以去中心化的方式來處理支付交易，會侵蝕國家的貨幣主權，對于我們來說，現鈔的數字化壓力越來越大”。

　　此外，移動支付現在已成為系統重要性的金融基礎設施。不過，一旦出現任何財務風險或者是操作風險，都會對大眾生活產生巨大影響，并威脅金融穩定。穆長春指出，目前零售環節的法定貨幣數字化供給并未跟上需求變化，特別是在邊遠山區和貧困地區，金融服務覆蓋不足，公眾對于現金依賴度比較高。

　　穆長春舉例道，“對于一些數字弱勢群體，比如說有些不會使用智能手機的老年人、排斥使用智能終端的人，對于這些人，電子支付的發展不僅沒有提高金融的包容性，反而出現了金融排斥現象。貨幣本來就是一個公共產品，是為社會所有群體來服務的，應該為包括貧困地區和弱勢群體在內的所有老百姓提供普惠性的、使用方便的、數字化的央行貨幣”。

　　由此來看，數字人民幣或在踐行普惠金融的路徑上大有可為。

　　基金君注意到，10月23日央行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中明確指出“人民幣包括實物形式和數字形式”，這也為將來數字人民幣的使用提供了法律基礎。此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制作、發售代幣票券和數字代幣，以代替人民幣在市場上流通。”

　　另外，穆長春在今年的金融街(行情000402,診股)論壇年會上也介紹了深圳數字人民幣試點結果。他表示，截至10月18日24點活動結束，累計47573人領取了紅包，占總中簽人員的95.15%，其中使用紅包支付的業務量62,788筆，紅包支付金額8,764,231.23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