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很多騎手一樣，陳鵬（化名）不知道自己在為誰打工。

　　半年前，由于受不了工廠的管制和束縛，他從那里逃離，在廣州越秀區做了一名外賣騎手。他起初有一個感受：自己從事的是一份自由且收入不低的工作。

　　數月后，濃厚的“不安全感”縈繞在他心頭。當汽車鳴著汽笛從身邊呼嘯而過時，當飛快騎著電動車突然壓到一塊石頭時，當大雨瓢潑無法將訂單準時送達時，他覺得這又是一項高危且無保障的工作。

　　互聯網的發展，催生了一大批零工平臺，成千上萬的人在平臺上攬活、打工。除騎手外，這些零工還包括網約車司機、主播、代駕、快遞員等。

　　從傳統的“單位-個人”，到后來的“平臺-個人”，這使得餓了么、滴滴、優步、美團、抖音、快手、Airbnb等能吸引數百萬人為其工作，而平臺則通過成本與風險的轉移設計，維持著一個較低的人力成本。

　　但零工們都面臨著一個共同的問題：雇主是誰？

　　簽約雇主并非平臺

　　9月8日，《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開始刷屏，不少人被騎手的遭遇觸動。

　　外賣騎手分為專職騎手和眾包騎手（即兼職騎手）。成為眾包騎手比較簡單，在APP上注冊申請即可。餓了么的APP是“蜂鳥眾包”，美團外賣的APP是“美團眾包”。

　　根據《蜂鳥眾包用戶協議》，與餓了么兼職騎手簽署協議的是“蜂鳥眾包平臺經營者”，即餓了么母公司“拉扎斯網絡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協議會“特別提示”：“蜂鳥眾包僅提供信息撮合服務，您與蜂鳥眾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勞動/雇傭關系。”

　　美團的眾包騎手需要同意一份《網約配送員協議》，協議主體不是美團，而是第三方公司。

　　北京、廣州、佛山多地的眾包騎手向作者表示，他們看到的協議主體各不相同。比如，北京眾包騎手協議的主體是上海藍圣人力資源管理公司，廣州的是天津沃趣人力資源有限公司，佛山則是慈溪裕米諾德企業服務有限公司。

　　作者查閱工商資料發現，這些公司與外賣平臺不存在投資、股權方面的控制關系。

　　眾包騎手接受的管理比較松散，但田牧依然覺得自己處在軟控制中，“如果不去上班，外賣服務站就會詢問不去上班的原因，如果多次不上班，服務站還會告知：將封掉我在平臺上的賬號，以后永遠不能在他們平臺上做騎手。”

　　田牧曾經是一位媒體記者，一直關注外賣騎手群體，辭去媒體工作之后，他注冊成為一名眾包騎手。

　　各地的外賣服務站是一個特別的存在，他們其中一個職能是負責招募、管理眾包騎手，給騎手發工資，并通過考核、獎懲機制等將平臺的意志傳遞到騎手身上。

　　專職騎手需要簽勞動合同，當然，只能與第三方服務商簽訂。

　　多家外賣服務站的招聘經理向作者確認，專職騎手與他們簽勞動合同，他們與騎手建立勞動關系，跟外賣平臺沒有關系。

　　轉移平臺風險

　　今年7月，暨南大學法學院教授劉文靜在一篇論文中對這種現象做了總結，她寫道：“平臺的設計者和實際控制者仿佛披上了‘隱身衣’，幾乎置身于零工經濟的各種紛爭之外。”

　　一位資深人力資源從業者向作者介紹，勞動關系、勞務關系是兩種常見的雇傭關系，如果建立勞動關系，雙方需要簽勞動合同，用工單位為勞動者繳社保；如果建立勞務關系，雙方則不需要簽勞動合同，用工單位不必為勞動者繳社保。

　　在他看來，建立勞動關系還是勞務關系，是轉移平臺、服務商責任的重要選擇。他認為，專職騎手與服務商之間是勞動關系，眾包騎手與服務商則更像是勞務關系。

　　“即便不簽勞動合同，如果雙方存在事實上的勞動關系，法院也可以判定他們是有勞動關系的。”這位從業者說。很多時候，平臺或服務商，為了撇清自己的關系，通過不簽勞動合同的方式，既不承認他們與騎手是勞務關系，更不承認是勞動關系。

　　2020年1月，安徽天長市餓了么外賣服務站將天長市政府、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告上當地法院，理由是天長人社局認定騎手殷某與服務站構成勞動關系，殷某在送餐時被汽車撞傷屬于工傷。

　　判決書顯示，服務站訴稱，殷某與他們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并采取自由接單、按件計酬的方式工作，是“臨時工”的勞務關系。但最終，法院沒有采信這個說法。

　　眾包騎手的糾紛也很多，服務商為了撇清關系，則認為他們與騎手是合作、承攬關系，而不是勞務關系。但法院往往會認為他們屬于勞務關系。

　　2020年7月，江蘇無錫中級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確認勞務關系的案件。

　　根據判決書，馮某是美團的眾包騎手，平時另有工作。2019年2月，他在送外賣時將別人撞傷，被告上法庭。法院認為，馮某的工作具有持續性和重復性特征，勞動報酬按月結算支付，判定馮某與服務商存在勞務關系，由服務商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服務商極力撇清關系，與他們較低的利潤有關。

　　佛山外賣服務站的一位招聘經理向作者表示，為了提高利潤，他們除與外賣平臺合作之外，還與京東、肯德基和其他快遞公司合作，提供勞務人員，“我們走的是一條量大利薄的路子。”

　　今年7月，號稱中國最大的零工平臺勞務服務商“趣活”赴美上市，主要業務是為美團、餓了么招募、管理騎手。其招股書顯示，2017年至2019年，該公司毛利率僅為4.4%、7.9%和7.9%，凈虧損分別是1397萬元、4429萬元和1345萬元。

　　趣活股價已經從10美元的發行價，跌至近期的7美元左右。

　　轉移社保支出

　　美團《2019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顯示，麾下騎手總數達到399萬人，餓了么APP則顯示，他們擁有300萬的騎手。

　　如此龐大的騎手數量，足以讓他們成為全球用工人數最多的企業。公開資料顯示，目前，全球用工最多的企業是沃爾瑪，擁有220萬人，中石油以138萬緊跟其后。

　　“讓第三方服務商與打零工的人簽協議，可以大大降低平臺的人力成本。”上述人力資源資深從業者對作者分析。

　　如果平臺公司直接與打零工者簽勞動合同，建立勞動關系，數百萬的打零工者，對于平臺來說，僅社保支出就是天文數字。據他介紹，以二線城市石家莊為例，按照最低基數和比例來繳，單位每個月需為每個騎手支付九百多元的社保費用。

　　第三方服務商則不同，由于規模小，受關注度低，注冊地也不在一二線城市，繳納社保費用較低，很多時候甚至不會為勞動者繳社保。

　　“關于社保，你可以繳，也可以不繳，如果要繳，每個月就從你的工資里扣，公司不會出錢。”上述佛山外賣服務站的招聘經理向作者介紹。他向作者提供的勞動合同顯示，用人單位是空白的，這意味著即便騎手簽了合同，也可能不會備案至人社部門。

　　據他介紹，絕大部分的騎手選擇不繳社保，“對于騎手來說，送外賣不是長久之計，他們更愿意將賺到的錢全部拿走。”

　　根據勞動法、社會保險法的規定，用人單位和勞動者應該繳納社會保險，用人單位更應當自行申報、按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

　　隨著越來越多人加入零工平臺，這個新型的就業形態對傳統的社保體系正帶來沖擊。今年7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汪德華就在一篇學術論文里對這個現象進行了研究。

　　他在論文中寫道，零工經濟勞動者參保方式有三種，企業參保、以靈活就業人員身份參保、參加居民社保。

　　這三種方式都有各自的弊端。由于平臺與從業者勞動關系較為特殊，企業一般不愿為員工繳社保，企業參保方式比較難落實；如果以靈活就業人員身份參保，自己要承擔全部費用，負擔太重，從業者不愿繳納；選擇居民社保，最后享受的待遇又太低。

　　汪德華認為，零工經濟的社保難題主要是，因為傳統的高度依賴于企業組織的社保運轉模式與新興的平臺類勞動關系不相適應。

　　根據論文內容，靈活就業人員參保的總繳費費率低于正常參保4個百分點，同時其繳費基數最低可以是社會平均工資的60%。

　　“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測算，假定一個人現在開始以靈活就業人員身份參保，選擇最低的60%基數繳費15年，如果未來養老金年增5%，則需要政府存下15萬元，才能讓這個人的終身養老金繳費與養老金支出達到平衡。”汪德華寫道。

　　汪德華認為，一個靈活就業參保人員，將給養老保險基金帶來較大隱性債務。過去這種參保模式的人數只有幾千萬，壓力不大，如果未來達到上億人，社會保險基金是難以承受的。

　　他建議，未來除按照現行的做法將零工經濟從業者分類納入社會保險之外，還可以考慮用“社保增值稅”的模式重構現行養老和醫療保險，從而解決問題。

　　來自零工的反擊

　　2019年6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謝富勝在一篇名為《零工經濟是一種勞資雙贏的新型用工關系嗎？》的文章中，對零工經濟做了反思。

　　“零工經濟平臺通常要求勞動者承認自己為獨立承包商，從而拒絕保障勞動者的最低工資、提供各類保險、對勞動者的勞動資料進行補償。”在他看來，零工經濟使風險和成本被輕易地轉移到勞動者身上，財富則集中到平臺所有者手中。

　　在與騎手接觸的那段時間，田牧有一個感受，他覺得大部分的騎手都缺乏勞動關系相關的法律知識，他們認為自己只是一個自由職業者，沒有雇主，自己承擔責任。比如購買商業保險。外界認為，為保障騎手的權益，平臺為騎手們購買了商業保險。

　　但據多位騎手介紹，每天上線接單時，會被自動扣除3塊錢用于購買保險，保險期一般是24小時，一般包含雇主責任（人身傷亡）險60萬元，電動車第三者責任險25萬元等。這些險種，由中國人民財產保險、大地保險、平安保險等公司提供。

　　這是一筆不小的費用，按照每天3塊錢的保險費計算，799萬騎手，一天要支出約2100萬元的保險費。

　　越來越多的騎手開始反擊，并在一系列的訴訟中取得勝利。編號為（2020）津02民終2106號的判決書就記錄了這樣一起案件。

　　韓某是餓了么的眾包騎手，2017年7月，在送外賣時因躲避積水而摔傷，法院判定韓某與服務商雖沒有勞動關系，但符合勞務關系的特征。最終，服務商為韓某支付了32044.2元的誤工費、11109.7元的護理費以及5400元的營養費等。

　　此外，中國裁判文書網上的判決書顯示，有騎手以服務商不簽勞動合同為由，將服務商告上法庭，并獲得了兩倍工資的賠償；也有騎手起訴服務商不為其繳納社保，并獲得了法院或勞動仲裁機構的支持。

　　比如，今年1月，孝感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做出了多份仲裁決定，裁定成都泰便利電子商務有限公司武漢分公司（外賣平臺服務商）要為多位騎手補繳社會保險。

　　編號為（2020）蘇02民終2546號的判決書則顯示，2017年10月31日，蔡某成為美團外賣全職騎手，2018年11月底離職，雙方未簽勞動合同。蔡某此后起訴了服務商江蘇閃電餐飲配送有限公司，要求對方支付其工作期間的雙倍工資差額58378元，并獲得了法院的支持。

　　根據《勞動合同法》第82條規定，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超過一個月不滿一年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向勞動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資。根據《社會保險法》，用人單位無故不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由社會保險征收機構責令其限期繳納。

　　零工經濟正在破題

　　起訴服務商之余，有騎手直接將外賣平臺告上法庭。

　　編號為（2017）浙01民終4425號的判決書顯示，騎手李某在送餐時將別人撞傷，受害者起訴了李某和扎拉斯公司（餓了么），最終法院判決騎手李某是扎拉斯員工，由扎拉斯公司支付受害者的醫藥費和誤工費。

　　編號為（2019）滬02民終3226號的判決書顯示，專職騎手周某在送餐過程中遭遇車禍，為爭取權益，周某將扎拉斯公司告上法庭，要求確認他與扎拉斯公司之間存在勞動關系。一審法院認為兩者存在勞動關系，但被二審法院予以糾正。

　　2018年2月，海淀區人民法院法官胡喜輝曾發表篇文章，探討騎手在送餐過程中發生交通事故后由誰擔責的問題，這篇文章被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轉載。

　　文章寫道，受雇于配送公司送餐，配送公司為騎手投保商業險，發生事故由保險公司與配送公司承擔賠償責任；受雇于網絡訂餐平臺送餐，發生事故后由訂餐平臺承擔賠償責任；由勞務派遣至配送公司送餐，發生事故由接受勞務派遣的單位承擔賠償責任，勞務派遣單位有過錯的，承擔相應的補充責任；等。

　　文章還寫道，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第二條的規定，用人單位未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認定雙方是否存在勞動關系時，有幾個憑證可做參考，如工資支付憑證、職工工資發放花名冊、工作證、招聘登記表、考勤記錄等。

　　為減少糾紛，保障零工者的權益，一些地方政府開始制定了相關政策，旨在明確零工平臺與勞動者之間的關系。

　　在2019年，浙江省、成都市、沈陽市等地方政府推出了優化新業態勞動用工服務的指導性意見文件，對這些零工平臺打工者的勞動關系、社保進行了指導。

　　比如，2019年10月30日，浙江省人社廳出臺的《關于優化新業態勞動用工服務的指導意見》就寫道，要依法建立靈活多樣的勞動關系，與企業建立勞動關系的新業態從業人員，也應該依法參加社會保險。

　　這個龐大的零工群體，正在得到社會和官方的認可。

　　201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還新增了“快遞小哥”這個職業；2020年2月，又將“外賣小哥”納入分類大典里。一些優秀的騎手、快遞員、主播也曾走進人民大會堂，獲得來自官方的表彰。

　　參考文獻：

　　1、《零工經濟的社保難題與應對思路》 作者：汪德華（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載于《探索與爭鳴》2020年第七期

　　2、《平臺企業：零工經濟中的法律關系與責任分擔》 作者：劉文靜（暨南大學法學院教授） 載于《探索與爭鳴》2020年第七期

　　3、《零工經濟是一種勞資雙贏的新型公共關系嗎？》 作者：謝富勝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載于《經濟學家》2019年6月

　　4、《中國醫療保險體系中的自選擇與醫療費用——基于靈活就業人員參保行為的研究》 作者：封進 王貞 宋弘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 在于《金融研究》201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