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必須認識到當前經濟復蘇遠沒有達到常態化水平，經濟復蘇的核心力量依然來自于超常規的疫情紓困政策，且具有強烈的不穩定、不均衡、不確定等特點。這決定了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定位不宜大幅度轉向，但政策的邊際調整必須啟動。

　　第四，科學認識明年各類宏觀參數同比增速過高帶來的經濟景氣假象，多角度多層次對2021年宏觀經濟運行的狀態進行科學研判。高度關注微觀市場主體績效的邊際改善情況、就業市場的狀況、各類環比數據的變化、核心CPI和GDP平減指數的變化，以綜合研判確定政策退出的節奏和路徑。

　　第五，明年的宏觀政策需要以穩定物價和充分就業為錨，以全面擴大內需、縮小供需缺口為基本目標，為新戰略啟動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妥善安排抗疫政策和紓困政策的退出，積極應對金融風險顯化的挑戰，逐步回歸常態化宏觀調控模式。

　　第六，高度重視政府債務率快速的上升和面臨的結構性問題，超常規的積極財政政策需要在2021年二季度開啟逐步向常規性積極財政政策的轉變。

　　超常規的積極財政政策需要在2021年二季度開啟逐步向常規性積極財政的轉變。1）預算財政赤字率可以從2020年3.6%下滑到3%左右。考慮2021年名義GDP增速達到8.9%，財政預算收入也將增加9%左右，財政實際的支出規模將達到23萬億左右，比2020年支出規模高1.5%左右；2）特別國債可以取消，專項債規模可以從2020年3.75萬億規模適度下調，并與一般地方債和中央國債在結構上有所調整，保證總量保持不變；3）對于特殊行業中小企業補貼可以根據實際景氣狀況制定新一輪退坡計劃；4）高度重視地方財政的總量與結構上的困難程度，財政直達安排的退出要與地方財政好轉速度相匹配，同時應當啟動事權的適度上移改革；5）重點配合新發展格局的戰略布局進行財政支出結構的重點調整：一是加強科技創新攻關的支出；二是對于國內大循環關鍵產業鏈再布局進行調整；三是積極對接新的擴大內需戰略。

　　第七，貨幣政策雖然在2020年3季度開始做出邊際調整，但貸款規模、全社會融資總量以及貨幣供應量等參數的增長速度依然大幅度高于名義GDP增速，雖然2021年名義GDP增速將提升到9%左右，但這些貨幣政策參數在2021年要進行進一步的適度調整。

　　第八，高度重視中國當前“高債務率”與“高實際利率”的組合帶來的多難問題。

　　第九，高度重視經濟復蘇時政策退出帶來的風險問題。

　　第十，應對未來風險挑戰，必須搶抓疫情期間我國經濟率先復蘇窗口期，大力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